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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社会质量的中国意义

2019-07-25 16:41栏目:社会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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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质量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它的目的是同时监测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进展,这个标准可以社会经济发展不同程度的欧洲国家中得以应用,通过测量公民的日常生活状况是否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

  一是通过检测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经济水平来评估社会政策的有效性;二是为未来社会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经验数据基础。

  社会质量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在提高公民福祉和开发个人潜能的前提下,公民共同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

  与传统生活质量不同,社会质量还可以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来使用,也就是说,还可以把社会质量定义为一个测量尺度,在能够增加公民福祉和提高他们潜能的条件下,让公民在经济社会生活和社区中参与进来,这一尺度非常注重公民的体验。

  从理论框架来讲,公民所体验到的社会质量水平取决于社会、组织、区域和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从测量尺度来讲,在个人层次进行的测量,包括:社会经济安全水平、社会包容程度、社会凝聚力的大小、人身自由和赋权的程度。每一个特征都可以视为存在两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安全的和不安全的,社会融入和社会排斥,社会融合和社会混乱,赋权自治和附属依附。可见,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是评价一个群体、社区和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分析框架。

  故此,社会质量的概念也可以被视为一个评价机制,其评估的基础是公民的日常生现,说明社会质量评估的过程并不注重一个社会政策或者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什么促进作用,或者增加了都市的就业,而是公民的日常生活有了多大的改善。这一点恰恰是当前中国最需要关注的政策内涵。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政策评估机制的落脚点往往侧重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忽视了公民日常生活的改善。

  在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新常态”下,社会政策的考量极有可能比以往更为注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社会质量:欧洲愿景》(编辑推荐 社会质量:一种集体认同的可能)和《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编辑推荐 通过测量提升社会发展质量)两本书中清晰地透露出社会质量的研究框架要超越一般的社会和经济评价指标,如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失业和贫困等。

  社会质量通过描述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福祉变化来衡量社会经济的总体水平。因此,社会质量理念的应用本身是一项的和多学科的分析中国,其评价也涉及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工作者和社会政策专家的视角出发确定的多项指标。

  这些体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社会经济安全水平、社会包容程度、社会凝聚力的大小、人身自由和赋权的程度四个方面。在每个领域的应用过程中,社会质量理论框架还勾画了投入、过程、产出和影响人群四个不同的环节的评估标准。比如在社会保障体系融入方面:投入环节是立法、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服务和支持的可获得性;过程环节是符合条件者低收入者申请社会保障服务支持的比例;产出环节是申请低收入者获得社会保障服务和支持的比例;影响人群是低收入者群体。

  社会质量对中国的意义还体现在社会质量理论所倡导的以公民权利和社会凝集、社会包容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既要有通过挖掘潜力的个人实现,也要有社会融入的集体认同,这也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缺乏的价值理念。社会凝聚被视为联系社会单元(如,个人、群体,包括地区)之间关系的社会特征。社会学家杜尔凯姆首创了社会凝聚这个概念,并将其作为体现社会秩序的特征,将其定义为社会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社会凝聚往往被用来描述社会关系的强度,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共享的价值观,对共同身份的认同、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感。

  影响社会凝聚的维度有很多,在《社会质量:欧洲愿景》和《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两本书中能够看到五个主要方面:社会归属、社会融入、社会参与、社会认可和合法性。进一步讲,从社会凝聚概念和经验事实中可以抽出更为细致的界定,比如没有社会排斥,建立在社会资本基础上的互动和联系,建立在群体身份基础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体。在社会质量理论则认为社会凝聚其实是可以区分的两个不同社会目标的测量维度:第一个维度关注的是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第二个维度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和社会连结的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维度可以被视为相互独立的。原则上讲,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很强的社会连结可以与歧视和排斥不属于这个社会共同体内成员共存。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社会质量理论中,更为强调同时关注着两个维度,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综合地理解社会质量理论追求社会凝聚的真实意义。

  社会包容同样关心社会成员之间的连接,比如充分的社会参与、社会整合和赋权等。作为社会融入的对立面,社会排斥往往被视为社会组织的重大威胁,因为社会排斥不仅仅会导致集体价值观的丧失,而且会瓦解整个社会组织。正因为如此,欧盟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就将社会包容作为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内容。而增加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的关键就是赋权,社会赋权就是指通过社会关系的震惊来推动人们社会行动能力的提高,同样可以反映社会质量的高低。

  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为社会质量理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测量维度,实际上也构成了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定义,即在提高公民福祉和开发个人潜能的前提下,公民共同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这一概念明确地反对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排斥,而希望作为社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测量公民认同和参与的程度,为社会政策和社会成员提供一个综合的旨在提高所有公民社会福祉的社会经济改革框架。

  社会质量理论框架的提出和在欧洲范围内的应用实践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标志着社会模式的新转向。社会质量理论最受欢迎的一点在于,社会质量概念意味着摆脱欧盟国家现行政策所带来的社会赤字问题。社会质量的提出意味着力图改变长期以来一直在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济方面的考虑优先于社会方面的考虑,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的处境。事实上,经济政策往往比社会政策体现出更多的硬约束,比如欧盟在共同经济、货币和市场方面的政策往往是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和严格的规定。但在社会政策方面则没有那么强硬的措施,一般都是提出一些缺乏强制实施力的法律框架和政策建议。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约束性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从属关系。社会质量理论意味着社会政策的新转向,即不再以经济的还是社会的来区分政策措施,而是将政策的考虑放在最终的结果上,即人民的幸福。社会质量暗示着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它们都是为了实现统一目标的不同手段,不应该有主从之分。这显然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优先发展策略,以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割裂、脱离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但是,也要看到社会质量理论从正式提出到发展,仅仅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不可能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社会管理框架,而是需要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具体来讲,社会质量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局限。

  第一,社会质量理论涉及面非常广,其检测指标纷繁复杂,而且又相互交织,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具体情况又是千差万别,因而,社会质量理论测量指标的有效性、敏感性和可靠性仍然有待检验,社会质量理论是否能够真正地代表公民福祉,也是需要通过不断实践来检验的问题。

  第二,社会质量理论在起步阶段,尚不成熟,虽然代表着未来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但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来加以运用,也会带来很大的政策风险。特别是随意套用在欧洲国家发展出来的社会质量理论来评价非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很多指标的适用性会受到质疑,而想要使用社会质量的理论框架,则必须确保其指标能够精确地反映出社会质量的变化,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慎之又慎。

  第三,社会质量理论之所以能够更被欧洲国家迅速接受和推广,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的影响力,符合欧盟国家现阶段发展的需要。社会质量理论本身并不增加人们的社会福祉,也不会直接带给人们社会权利,它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和测量手段。因此,过于强调社会质量理论,而忽视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更为基础性的社会政策,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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